胸外科 刘彦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王俊是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跟随他的17年受他耳濡目染，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与王老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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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我也是小地方人”
记得1999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见习，那天由王俊老师主刀做一例食管癌切除+结肠代食管手术，这是胸外科难度系数比较高的手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手术操作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还边做边讲，做到轻松处时，也说点儿生活趣事。当时我觉得这位老师虽然年轻，但举手投足间颇有大家风范。待到当年考取研究生时，我自然想到了王俊。
临到要面试了，我到病房等他，曾经领略过王老师在手术台上的气场，虽不熟悉，但还是远远地从爽朗的声音中认出了他。一时间，心便开始“咚咚”直跳。待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后，王老师拿出一份专业英文文章，并从书架上取下一个字典，一同递给我说：“我要去参加交班会了，给你半小时时间，你坐在这儿翻译一下这篇文章，我回来后咱再细聊。”待王老师回来看了试卷后笑了笑，翻看我的简历，问了些问题。最后问道：“老家是哪儿的啊？”我说：“甘肃庆阳，一个小地方。”王老师说：“小地方没关系啊，我也是小地方来的。”说着，就在我的推荐表上填下了“同意接收”四个字。我开心极了，愉快地走出北大医院大门，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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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
开学后不久，导师叫我了解学业情况，嘱咐我在临床上要扎实认真，千万不能出差错。我选修了《临床应用解剖学》课程，他嘱咐我，解剖是外科医生的根本所在，要认真学习。他给了我两本英文原版的世界胸外科发展史专著，还有一些零散的文献，让我拿回去读。他说，学习一个专业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让我认真研读，争取写出1篇~2篇的医学史文章来。当时我感觉王老师不但教我，还管我，很是幸福，没理由不好好学习，所以很珍惜每一个机会。
胸腔镜交感神经手术治疗手汗症是胸外科的一个偏门，不少单位开展，但研究很肤浅，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王老师知道我对此感兴趣后非常支持。当时国际上手术方法五花八门，到底神经应该在哪儿切，怎么切，认识很不统一。王老师指导我从最基本的应用解剖做起。我后来跟学校解剖教研室合作，做了30多例的尸体解剖，结果对指导术式选择有重要参考；为了进一步规范术式，我们又组织了国际上第一个针对两种新术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在王老师的组织协调下，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2009年，这一系列工作成果获中华医学三等奖；2011年，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手汗症专家共识遴选了国际上本领域最有价值的12篇对照研究，其中两篇是我们这个课题组王俊老师牵头的文章。在我博士毕业后，王老师继续关注我这个小领域，总能给出高屋建瓴的指导。手汗症多数是年轻人，胸交感神经切断到底有没远期副作用，王老师嘱咐我要特别关注。为此，我在传统电话随访的基础上，创建了QQ群、论坛和微信群等多种形式的网络病友会协助随访。目前，我们科的手汗症临床工作居国内最领先水平，与王俊老师十几年来的指导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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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别只看重眼前利益”
2003年，我担任科里的住院总医师，王老师对我说：“住院总就是一个科里的大管家，台前幕后有很多细碎的辛苦活儿。你不要以为就光主任在乎，全科人都看着呢，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做好每一点一滴，既是对科室负责，也是对你个人负责。”这番谈话对我影响至深至重。
王俊老师看问题有高度，更有广度，这体现在他的教学工作中。有一天，两个胸科手术同时开台，分别是王主任和张主任主刀做，台上人手够了，我就在台下晃悠。王主任抬头看见了，问我作为住院总为何不上手术。我说人手够了，上去也帮不上忙。他非常严厉地教训我说：“上去站着，实在没活儿，练习耐力，也是一种手术训练！”这个话给我印象极深。他还常说：“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不在临床上摸爬打滚打十几年，是不可能起来的。”“做不成一个好的住院医师，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主治医师；做不成一个好的主治医，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主任医师。”
针对有的年轻大夫手很巧，但做手术只知进，不知退，没有全局观，他告诫说：“手术不是用手做的，是用脑子做的。”针对一些年轻人看重眼前利益而损害前途，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年轻穷困要饭的时候，为了跟人家抢半个馒头，被人剁了手，等年长了，吃穿都不缺的时候，却因为少一只手而成了一个永远的残疾。这些看似细碎的说教，实则体现着他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格局。
不管后来名气多大，他都不忘初心，坚守手术台，坚持对技术精益求精。针对中国肺癌病人淋巴结粘连重，分离时易伤及肺动脉这个中国特有的技术难题，他创立了胸腔镜肺癌肺叶切除的“王氏技术”，除了强调血管鞘内解剖、叶间裂隧道式游离、优先处理支气管动脉等，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强调手术的“力道。”他说：“没有一个手术是需要使蛮力完成的，都是要有个巧劲儿，要懂得‘力道’。”为此，他创立了双手同向双交叉操作，极大地保证了腔镜手术的舒适性和操作的稳定性。2012年，“王氏”胸腔镜肺癌手术技术及微创诊疗体系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如今已在全国数百家医院广泛推广。王老师的这个创新造福了千千万万的肺癌患者，使我国肺癌手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医学是一门传帮带的学科，但一些外科医生固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在教学中会有所保留。王俊则不然，他允许进修医生和学生手术录像，并鼓励他们日后回放学习。但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他发现有一名其他医院的医生播放的竟是他自己的手术录像。他心中颇为不悦，自己的进修学生做出这样的行为，但并没有揭穿那名医生。在此之后，他仍然鼓励进修医生拷贝手术录像，只是会提醒一句，要有诚信。他说，不能因为一个学生没有诚信便剥夺了其他学生学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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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时像嘱咐要出嫁女儿一样”
十几年来，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有近100名，不少已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有的成了知名学者；科里的各级医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王俊在生活中随和、健谈，但在工作中却十分严肃、认真，不允许任何随意和马虎。
每年夏天，他都会邀请年轻大夫和研究生到他家里做客，其乐融融。每个学生毕业前，王俊都要非常认真地进行一次单独交谈，就像一个父亲嘱咐要出嫁的女儿一样，把方方面面的事儿都说一遍。这个惯例一直保持至今。很多师弟反映，这场谈话对他非常受用，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记得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我碰见了一个当地的心外科大夫，说他受过王俊老师的“点拨”，终生难忘。我十分好奇，便追问原委。原来他曾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在职研究生，王俊是他的“挂名”导师。他的主要学业是受本专业的副导师直接指导，只是在大的方面请王老师把关。他所说的“点拨”一事，正是这场毕业谈话。他说自己当时正处在人生的苦闷期，对于科研和临床、前途和生计有诸多困惑。王老师一番谈话跨越专业内外、直指职业和人生、连接星空和实地、充满哲理思辨，但又饱含人生历练，很开阔，但也很质朴，很温暖。很多事儿经王老师一点拨，他一下茅塞顿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场谈话让他始终铭记于心。
——摘自 健康报•医生频道 微信公众号
